重庆工伤律师

    地方政府一度向社会公开信访排名，有的通过政府网站公布，有的通过当地党报公布。 中央有关部门的新思路是“把矛盾化解在基层，把问题解决在当地”，把矛盾化解前置，避免更多的矛盾涌入信访

    中国信访制度正在进行重大变革。新京报记者近日从权威部门获悉，国家对各省市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、通报，有关部门确立了“把矛盾化解在当地”的新思路。

　始于2005年的信访排名制度，因为与地方党政领导升迁直接挂钩，造成地方信访压力很大，被指导致各地信访部门不惜采取各种手段“截访”，甚至雇佣“黑保安”，设置“黑监狱”，发生恶性事件。

　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央与地方、上级与下级之间的“点对点”通报制度，并通过信访约谈制度对地方工作进行监督。

　受访专家表示，这种做法将抑制拦访、截访等问题，并建议一直推行到县级政府。

　段锋(化名)最近感觉工作压力小了很多。他是西部某省信访局副局长，让他感觉轻松的是，目前国家取消信访排名通报制度在全国铺开，他不用再担心“非正常上访”数字影响政绩。

　而且，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，该省也取消了对地市州的信访排名，他们开始把主要精力用在处理发生在当地的信访案件，而不是组织人手到北京“截访”。

　新京报记者获悉，一场以取消信访排名为标志的信访改革，正在悄然推进。其力度影响程度，不亚于劳教制度的废除。

　“排名”异化，各地截访花样频出

　信访指标成考核压力，上访者被殴屡有发生，甚至出现专业黑保安

　“信访排名”制度始于2005年1月，措辞严厉的《信访条例》修订完成，并从当年5月1日起施行。

　根据这部《信访条例》的规定，各级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，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、渎职行为，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，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。

　一名基层信访工作人员曾对媒体记者说，上述“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”的规定，最终演变为“以排名的形式通报”。

　从此，国家信访部门每月会对各省(市、区)“非正常上访”人次数进行排名，各省市信访部门也会对各地市排名，直至县市及乡镇政府。

　由于信访案件多发于基层，县市级及乡镇政府的信访工作，随即成为对当地党政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之一。

　这一指标又逐步演化为：各级党政领导成为信访责任人，其管辖的辖区内访民进京上访次数与党政领导的升迁直接挂钩。

　各地对此出台了详细的评分体系。

　以“上访妈妈”唐慧所在的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为例，据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，该地对乡镇政府信访考核实行“百分制”，其中“减少越级上访量”一项就占50分。在中央大型会议等“特别防护期”，如发生进京非正常上访，要扣分。如果接到信访部门通知，相关单位没有在24小时内赶到北京的，也要扣分。这些都关系到镇政府工作的年终考核。

　异化的“信访排名”给当地党政官员带来压力，他们想方设法减少“非正常上访”。“上访者”被殴打、被非法拘禁等，屡有发生，甚至出现了一批专门替地方截访的“黑保安”。

　2012年12月，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迪沟镇村民，因煤矿采空区赔偿款和占地等问题赴京上访。该镇政府接访人员委托社会闲杂人员接回上访村民。返回途中，受委托的闲杂人员与村民发生争执，村民被打致昏迷。

　还有人因为上访而被劳教。2011年4月，辽宁省营口市一名年逾八十的老人刘春山因39次进京上访被以扰乱管理秩序为名劳教1年半。湖南唐慧因为对女儿遭强奸一案判罚不满，多次上访，2012年8月2日被处以劳教一年半。

　“截访”耗费了地方政府大量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据媒体报道，近六七年以来，湖南基层政府花在唐慧一个人身上的公共财政已达上百万元。

　政界学界呼吁取消信访排名

　长沙副市长称对非正常上访不能“一接了事”，辽宁基层信访工作人员称“排名”让基层政府“两难”

　近年来，社会各界关于取消信访排名的呼声一直不断。一些地方的党政负责人，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

　据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，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长沙市副市长何寄华建议，明令禁止地方政府采取任何措施围堵、拦截群众上访，并逐步取消针对地方政府的信访考核制度。

　何寄华告诉媒体记者，对进京非正常上访群众不能通知各地政府“一接了事”，而应该依法引导群众自行返回当地，对于群众在京涉访违法犯罪行为，应由北京公安机关按照属地原则，就地依法处理。

　辽宁一名基层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“信访制度本身为老百姓提供了一种救济渠道，但指标化容易引起基层政府和个别访民的‘双重越位’。”

　他解释说，基层政府截访，而个别访民摸透了地方政府害怕进京上访的心理，频频越级上访，明明已经拿到了合理补偿，却要求不切实际的巨额补偿。

　这位工作人员表示，这让基层政府处于“两难”境地。

　实际上，早在2004年下半年，研究者已经预判到“信访排名”后可能产生的问题。

　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，长期关注信访制度。他撰文称，搞信访排名，“地方政府为了息访，对于信访公民不是收买或欺骗，就是打击迫害，从而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。”

　于建嵘告诉新京报记者，“信访排名”制度的设计初衷是要通过排名、通报制度约束地方政府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。但近年来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期，这个阶段社会各类矛盾凸显，信访案件数量上升是一个客观现实。

　“制度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很可能在转型期压力过大的问题。”于建嵘认为。

　“减少对地方党政领导的压力，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，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，不要求地方政府来京接访。”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，在当前拦访截访频发的时期，取消排名通报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。

　十八大后，我国已经开始在部分省市进行取消排名的试点。从今年3月开始，部分省市没有收到国家信访局关于各省“非正常上访”人次数的排名表。

不再搞全国范围的排名

　地方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信访案件，而不是把精力用在去搞公关、抹数字上

　中央政法委近期公布的数字显示，今年1月至8月，全国信访总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.5%，总量有所下降。

　新京报记者获悉，这些信访案件，覆盖领域包括：土地征用、房屋拆迁、劳动社保、环境保护、城市管理、教育卫生、涉法涉诉等。

　这些领域侵害民众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，有的地方因片面追求“土地生财”，违法违规征用农民土地，有的地方房屋拆迁补偿标准过低，甚至采用粗暴手段野蛮拆迁，引发全体性事件和恶性案件。还有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中，过度迁就开发商的利益，与民争利，造成上访不断，甚至发生了规模性群体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。

　有关部门人士告诉记者，近年来，一些地方不是在畅通信访渠道、解决信访问题上下工夫，而是在简单的稳控信访群众甚至拦卡堵截上做文章，个别地方甚至与黑保安公司勾结，非法限制上访群众人身自由。

　“这种错误的行为，严重伤害群众感情，侵犯群众信访权利，要坚决纠正限制和干涉群众信访权利的错误做法。”这位人士表示。

　而有关部门认为，“究其原因，除了与有的干部作风不实甚至品行不端有关外，也与一段时间里对信访工作过度考核、通报不科学不合理有关。”

　记者了解到，基于上述原因，国家有关部门决定，信访工作将不再简单地以信访数量多少为通报标准，不再搞全国范围的排名、通报。

　取而代之的是，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点对点的通报机制，完善信访约谈制度，帮助地方反省问题，研究对策，督促落实解决信访问题的责任，确保对群众的合法合理诉求解决到位。

　一位西部省份信访局副局长向记者证实，目前国家取消信访排名通报制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铺开。

　“取消排名确实减轻了工作压力。”该副局长告诉记者，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，目前该省已经取消省级对地市级的“